苏颂:博学爱民 清白传家
2018-06-04 08:44:33  发布者:宣传部  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  作者: 【 】 浏览:287

苏颂(1020年—1101年),北宋著名科学家,他主持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——水运仪象台,主持编著的《本草图经》是我国古代的药物学巨著。李约瑟高度评价苏颂:“苏颂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。”苏颂还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,五十多年历经五朝,哲宗朝升为宰相。他为官清正,远避权宠,不立党援,遵制守法,顾全大局,团结民族,颇得民心。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这样评价他:“赵郡苏公,道德博闻,号称贤相,立朝一节,终始不亏。”

  历史上,做一个名臣贤相难,做一个名臣贤相兼科学家,那就难上加难;一个人要在一个领域领先世界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难,而要在多个领域领先世界为人类做出贡献,那更是难上加难。

  唯独苏颂,他不畏这“难上加难”,以他“五岁父口授孝经、古今诗赋,皆成诵”的禀赋才华,以他“平生少睡,虽三鼓枕,至五鼓不复瞑”的刻苦勤奋,迎难而上,在从政的同时,不畏劳苦登攀在崎岖的科学道路上,终于到达光辉的顶点。

  惠爱于民此最亲

  “惠爱于民此最亲”,这是苏颂任地方官时所写的《次韵王伯益同年留别诗》中的一句。

  “诗言志”,苏颂把“惠爱于民”作为当官的最高使命。他一生五次出任地方官,每赴一任,都是尽其所能,身体力行,为民造福,因而深受百姓爱戴。

  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时,苏颂“建请浚自盟、白沟、圭、刀四河,以疏畿内积水”。知沧州时,遇黄河泛滥,苏颂经过实地调查研究,提出疏引黄河水的办法,他不辞劳苦,深入灾区,亲预其事。在杭州任内,他记挂市区水涩百姓饮水不便,把凤凰山的甘泉水引入市区做自来水用,黎民百姓皆大欢喜。出任江宁知县时,苏颂明察暗访,核实丁产,造册课税,严惩一批瞒产逃税的劣绅,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。在颍州知州任上,朝廷为筑皇陵向州县派贡,州县纷纷加派肥私,苏颂上书为民请命,减轻百姓负担,结果任务完成了,老百姓还不知道。

  苏颂关心民瘼、体恤百姓的爱民之心深为皇帝所知。熙宁九年(1076年)正月,苏杭地区再次受灾。在选任地方长官时,宋神宗感慨地说:“苏颂仁厚,必能拊安吴人”,再次委任苏颂前往灾区赈灾。

  苏颂从二十三岁入仕,直到八十一岁拜太子太保,一生从政,始终把“惠爱于民”作为最高使命。一个官吏能否清正廉洁,其根基在于他是否爱民。凡真心诚意为民谋利的官吏,皆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;而那些以晋升和谋私为目的的官员,绝大多数都陷入了贪污和腐败的泥淖。

  故里碑与熙宁三舍人

  在苏颂故乡,有一座木石结构的甘露亭,亭的东南侧至今屹立着一方古朴的石碑,人称“故里碑”。碑的正中阴刻“宋熙宁三舍人丞相正简苏公故里”文字。“丞相”是苏颂的官位,“正简”是苏颂的谥号,令人困惑的是碑文中“熙宁三舍人”既非官职,又非谥号,为什么却冠在“丞相”“正简”之上?更令人不解的是,岁月流逝,八百多年过去后,为何清代人还必恭必敬地把“熙宁三舍人”镌于碑石,宣示过往的大小官员呢?

  原来,这与一桩发生在北宋熙宁三年(1070年)有关官员选拔的事件有关。这一年,苏颂任工部郎中、知制诰,负责起草诏书。其时王安石推行新法,他请求朝廷破格提拔一名地方官李定到朝中任职。苏颂不反对新法,还对青苗法的施行提出过有益的建议。但是,事关为国选才,苏颂认为要慎之又慎,特别是越级提拔,必须是“非常之人,声名显闻于时,然后可以压服众议”。而李定精于投机钻营,巧对神宗质询,“一言称旨,便授台官,此乃度越常格,隳紊法制”。时为中书舍人的苏颂,与他的同事宋敏求、李大临一起,“封还词头,不予具草”,不肯起草任命书。苏颂、宋敏求、李大临因此被撤职外放,这就是宋史上有名的“熙宁三舍人”事件。

  时间是无言的批评家,靠媚上取巧的李定,终因政绩平庸、不尽孝道、弄虚作假,一再被贬,“晚岁去位,人人唾骂”。而坚持原则的苏颂此后却“宾客满门,人望益重”,天下人“高其节”,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。

  吏治是否清明,任才是否得当,事关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。苏颂主张官吏的任用升迁应遵循既定的制度,特别是他在选拔人才时坚持廉洁奉公、一尘不染的高风亮节,不但在当时被证明是正确的,时至今日仍不失其重要意义。

  奉养如寒士

  《宋史·苏颂传》记载:苏颂任馆阁校勘九年,仅以薄俸“养祖母及母,养姑、姊妹与外族数十人”“妻子衣食常不给,而处之晏如”,有客上门,竟“不能备一酌”。苏颂任尚书、宰相时却“赡给常苦不足”。为了节用,他常常用裁下的碎纸片写字,“未尝妄费寸纸,每剪碎纸为签头,稍大者抄故事”。

  当车轿衣饰盛行涂金之风、大兴土木建设楼堂馆所之时,苏颂逆世风而行,向皇帝建言,此前朝廷“严禁涂金之令,所以戒淫侈,而敦质素也……京师无名土木,营民费财,望戒内外,不急修造,及佛祠、神庙悉皆禁”。苏颂以身作则,升任宰相之后,他的住宅依然简陋,乃至下属们都说这样的“府第”实在与宰相身份“极不相称”。可是又有谁知道,苏颂除此“蜗庐”之外,竟“四方无尺椽寸土”!

  历代史家对人物的评价,都推崇“盖棺定论”。曾肇撰写的《赠司空苏公墓志铭》中,是这样评述苏颂的清廉节俭的:“家贫,担石不充,无愠色”;“虽贵,奉养如寒士。筑第京口,仅蔽风雨。比薨,来吊哭者,见其服用俭素,皆叹息而去。”

  官至宰相,苏颂门前没有前呼后拥的阔绰排场,没有花前月下、笙歌不绝的闲情逸致,更没有灯红酒绿、众官酩酊的骄奢淫逸。陪伴苏颂的,是明月清茶,是政务之余的博览群书、广猎博采……

  世胄相传清白训

  在苏颂故居,有一副后人摘录苏颂诗句的楹联:“世胄相传清白训,源流同是子卿孙”,揭示了苏颂作为名臣贤相及其后代清廉从政的基因。

  苏颂出生在“七世仕本朝”的望族,苏氏有诗礼传家的传统。苏颂的广博知识与祖父苏仲昌的严格家教是分不开的。苏颂的父母对苏颂更是精心培养,其父苏绅一刻也不放松对苏颂的教育,他每到一地任官,都要为苏颂延聘教师,设学厅,并让叔父及名人子弟与其共读。后来苏颂叔父苏缄及家人为国捐躯的壮烈之举,也深刻影响了少年苏颂。优越的家庭环境、严格的家庭教育对苏颂的成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  苏颂的知识和品德都得益于家庭教育,所以他对家教格外重视。他留给后人的家教资料,主要有《魏公谭训》及《感事述怀诗》,还有载于《芦山苏氏大宗总族谱》中经过他修订的《苏氏家规》以及寓于其他诗文中的家教言论。

  苏颂后人及现代研究者,整理出苏颂的家教思想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。

  一是重视文化知识。他给子孙的戒言是“非学何立,非书何习,终以不倦,圣贤可及”,要求子孙做到“广读博学”“学贵于勤”。

  二是道德先于文华。在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的科举社会中,苏颂虽然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,但更注重道德操守的培养。苏颂“道德为先”的核心是恪尽职守,忠于国家,当国家需要你献身时,你能毫不犹豫地为国捐躯。他在《魏公谭训》中不止一次地褒扬他的叔父苏缄为国捐躯的壮烈事迹,要求子孙世代牢记并发扬光大。在如何对待钱财、土地的问题上,苏颂要求子孙淡泊寡欲、诚信不欺,这也是苏颂“道德为先”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  三是身教重于言教。苏颂要求子女做到的,自己必先做到。他处处以“行完学富”的标准来衡量自己。在苏颂大量的家训言论中,多数是以自身为教的遗训,因为他认为身教比言教更有力量。

  四是持家以孝,治事以公。苏颂家教以孝为本,苏颂为子孙订立的《苏氏家规》开篇就训示说“凡为子孙,父慈子孝,兄友弟恭,夫正妇顺,内外有别,老少有序”。苏颂的家教还提倡治事以公,他训示子孙“处事必公”“为官必廉”,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,在对待好友儿子及自己亲属的升迁上都一视同仁,并不特殊照顾。

  面对苏颂的家教思想,一种发自心底的敬意油然而生:一个人杰出,可能没什么了不起,能“世胄相传清白训”,把子孙培养得卓尔不群,才真正了不起。

  春秋代序,千年已往。苏颂在科技领域的辉煌业绩,世人共知,而作为杰出政治家,苏颂的廉政思想亦是流传后世的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。(张沧海)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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